在现实中，本真派和传统派基本以贝多芬为界划江而治。

为了保证这些宪法中的政府特权，议会相关的议事程序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由宪法咨议进行主动的强制审查。并且，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不同，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更加多元，而且地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也更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

如果将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翻译成宪法委员会，一方面无法与之前的制度有效区分，另一方面也无法体现其由威权设立，且最初设立目的主要是维稳这一功能特征。不过创新之处在于它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宪法委员会（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实际上，早在1946年，戴高乐就在著名的贝叶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宪法主张。并且，这种审查是终局性的，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且不能上诉，它的决定对于所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具有强制执行力。作者简介：杨帆，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6年卷第2辑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维护国权 保障民权 政治意识形态 法国宪政体制 。

蒂博多（Thibaudeau）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10]。[26]实践中，其作用几乎没有显现出来。监督的用法更广泛，可以涵盖各种类型的具有调查、督促、制约内容的权力控制，但监察的用法则明确而具体，仅指行政监察。

这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对纪委任务的规定，也符合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的安排。从文胜：《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宪法思考》，《国防法制》2014年11月。法律实践理性实际上也就是法律实践主体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与具体的内在规范形式。但我们不能忽视，宪法对于国家和国民所提供之权威结构与稳定预期，具有至上的价值和排他性的效力。

对于地方立法权限，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尽管有学者认为：就司法改革的宪法界限而言，我国宪法并未规定所有人民法院都要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产生，甚至没有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级别，即使是在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之外设立其他类型的地方法院，也与《宪法》没有抵触。

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在以变革为主题的制度转型期，改革决策者应当以形式合宪为底线，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审慎推进制度变革。但是，产生在宪法和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如何，有学者指出：在相关的组织法制定后，‘产生的方式主要包括选举和任命两种。[10]从上述情况看，监察用来特指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并用来命名专门行使行政监督职权的机关为监察机关，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实践。

[13]由此可见，在宪法条文的内涵不明确的前提下，宪法对机构改革的规范功能相对薄弱，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宪法解释程序就变得尤为重要。宪法最显著的功能之一是通过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民主程序和法律界限，确保任何具有长远影响的制度变革都经过审慎和充分的民主协商，进而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性和未来生活的可预测性。[39]相对而言，实质合宪论的局限性或陷阱也被学者广泛批判。[8]其用法包括人民监督（第3条第2款、第27条第2款）、人大监督（第3条第3款、第62条第2项、第67条第1、2项、第104条）、市场监督（第11条第2款）、选举监督（第77条、第102条）、审计监督（第91条1、2款、第109条）、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督（第127条）、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第129条）。

事实上，宪法在制定之初就预见到了诸如文本落后于社会发展、文本忽略了对某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变革、旧宪法观向新宪法观的转型，等等。[47]不论坚持何种学术观点，对于检察院行使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部分的职权判断为具有行政权力性质是主要的学术倾向。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恢复国家行政监察体制，次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化和法律化了的权力运行框架，将改革所带来的权力配置结构和多元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放到民主权力运行机制中解决，是改革获得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32]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第2页。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否是一个新的国家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是否应当写入宪法等问题，无论是党的公开文件还是全国人大都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单纯从监督执法机关的界定无法明确判断试点中的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性质，但是，中共中央关于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中则提出要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是，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等治国理念的提出，正在重塑中国的改革进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并没有处理合署办公问题，由此，合署办公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得以回避宪法文本的规范。[15]朱福惠：《五四宪法与国家机构体系的形成与创新》，《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57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规范，宪法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正在试点中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将改变我国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体系框架，但是否因此也会改变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现代权力分类体系？特别是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是行政权，还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一种新型权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边界、监察委员会内部的组织架构，特别是对监察委员会如何进行监督等问题。

2017年1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二是突破性改革隐含修宪意图。

[29]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7页。总而言之，在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为改革提供了弹性空间的情况下，改革就不会引发与宪法条文直接或间接的冲突，改革主要表现为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制度化和具体化。

另一方面，在宪法规定不明确的领域积极推进改革，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拓展司法体制改革的空间。[17]对于这种类型的国家机构改革，宪法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基本权力关系的维护，发挥对改革的原则性规范，确保国家机构权力配置关系的整体协调。在缺乏权威宪法解释的情况下，改革决策者往往都会谨慎处理与宪法的协调性问题。[18]对于中国的宪法实践而言，这是一种极富洞察力的学术判断，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也被其他学者概括为试错性改革与宪法的回应型变迁，[19]但是，从实践到规则，即先‘变革后‘变法的逻辑，使得宪法变迁总是滞后于社会改革——它意味着社会改革普遍地发生在宪法之外。

[25]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立法重点，《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但司法体制改革在推进之初，就试图置于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的意图极其明显，改革决策者旨在尽量避免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本文将细致分析不同类型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依据及其规范强度，实证研究机构改革实践展现出来的对宪法文本的回应策略，针对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主张在国家机构改革的快速推进期，应坚守以形式合宪为底线的制度变革模式。秦前红、刘怡达：《监察全面覆盖的可能与限度——兼论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如跨行政区划设立法院，目前只在上海和北京设立，而其他地方的实践基本上以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为主，而并不涉及法院的结构性调整。[16]郑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论纲》，《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36页。

三是超出宪法权力配置框架的改革举措回避宪法调整并继续推进。明确将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区别开来。国家机构改革必须诉诸宪定程序或法定程序，表面上往往会提高改革的成本，因为修宪或修法程序的启动、草案的提出和审议、严格的表决和通过等，无论就时间成本还是社会动员成本、多元利益博弈成本，都相当高。其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提出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于目前的国家机构改革具有观念变革和改革策略转型的意义。

二、当前国家机构改革对宪法的三种回应策略 有学者将我国的现行宪法称之为改革宪法，认为现行宪法不仅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而且通过一套政治宪法的结构使改革开放具有了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21] 目前正在推进的各项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显意识到了宪法文本设定的界限，并做出了针对性的回应，体现了新时期国家改革模式的反思与转型，但对于宪法回应策略的后果仍然需要深入讨论和评价。

设区市被普遍赋予立法权，这一改革进程被称之为地方立法扩权。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2]应当说，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长由同级人大任免与司法体制改革中人财物省级统管是否存在矛盾，是否应当作为修宪的事由，难以简单作出论断，应当由权威机关进行宪法解释。从形式合宪论的基本立场出发，当某一需要接受宪法约束的行为超出了宪法解释对相关文本的涵义界定，也就突破了宪法的界限。